在文化部門工作期間，經常有人問我，“花兒”到底是“河州花兒”還是“河湟花兒”?

　　一些外地來的學者，特别是外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認識非常模糊。因為，這兩種提法交替出現，攬來攬去，搞得很混亂。

　　“花兒”從大的類型上來說，分為“河州花兒”和“洮岷花兒”兩類。

　　“洮岷花兒”隻流行于甘肅省内的洮河流域和岷江流域，即現在的臨潭(古稱洮州)、臨洮、康樂、岷縣(古稱岷州)、渭源、宕昌一帶的藏漢群衆中。這種花兒隻有三四個曲令，從句式、音調和唱法來說，完全不同于“河州花兒”，比較獨立，稱謂也清楚。

　　而“河州花兒”流行于甘肅、青海、甯夏、新疆、陝西等5個省區，傳唱于漢、回、羌、藏、土、撒拉、東鄉、保安、裕固、蒙古等10個民族中，流行地域廣大，傳唱人數衆多，曲令有三四百個，對其文化形态的認識和稱謂的見解較為複雜。

　　關于花兒是“河州花兒”，還是“河湟花兒”的問題，指的是“河州花兒”。我自己經常從“河州花兒”的源流、稱謂和分類三個方面給予解釋，反複說明“河州花兒”之名是其固有的，是反映“花兒”本質特征的一個名稱，應該維護堅持;而“河湟花兒”這個名稱，雖然新鮮，但很陌生，并且不能夠體現“花兒”的曆史文化意義，以此作“河州花兒”的替代名稱很不妥當。

　　—、“河州花兒”的源流

　　“河州花兒”的源，是其發源之地;“河州花兒”的流是其流傳之處。

　　過去人們常說，到了西安翼唱亂彈(指秦腔)，到了河州翼唱“少年”(指“河州花兒”)。這是民間自古以來對“河州花兒”根源的認識。明代建文年間，被谪放河州的大學士解缙《寓河州》詩∶

　　春風一夜冰橋折，

　　霹靂聲如百面雷，

　　亦有漁人捕魚者，

　　短歌微送月明回。

　　其中的“短歌”即指“河州花兒”。

　　明代天順年間的兵部尚書、河州人王竑《柳岸薰風》詩：

　　堤邊楊柳郁如林，

　　日日南風送好音。

　　長養屢消三伏署，

　　吟歌曾入五弦琴。

　　樹頭散卻清晨霧，

　　溪畔搖開白晝陰。

　　野老約來同憩此，

　　任他炎熱不能侵。

　　其中，詩人聽到的“好音”，也指“河州花兒”。

　　明代成化年間曾任河州儒學教授的高弘《古都行吟》詩∶

　　青柳垂絲夾野塘，

　　農婦村女鋤田忙。

　　輕鞭一揮芳徑去，

　　漫聞花兒斷續長。

　　其中提到的“花兒”，亦指“河州花兒”。

　　這是古代人對“河州花兒”根源的認識和記載。

　　近現代人的研究文章記載的“花兒”名也是“河州花兒”。第一次在報刊上介紹“花兒”的著名地質學家袁複禮于 1925 年發表在《北大歌謠》上的《甘肅話(花兒)》一文介紹的花兒是“河州花兒”。

　　“花兒”研究的先驅者牙含章于1936年發表于《甘肅民國日報》上的文章《“花兒”再序》中，指出流行于河州地區的“花兒”為“河州花兒”。

　　“花兒”研究的開拓者張亞雄在 1940年編著并出版的《花兒集》中指出用“倒裝句”的河州話唱的花兒是“河州花兒”。

　　産生“河州花兒”的古河州，這個大河之州，唯一以黃河命名的地方，不等于現在臨夏回族自治州，而是在一個更廣大的範圍内。公元 345 年，前涼政權分涼州置河州時，其轄境大緻相當于現在甘肅境内的黃河大營川以西，烏鞘嶺以南，西傾山以北，及青海民和縣以東的地區。包括今甘肅南部和青海東南部。這個地區，處于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是山巒和谷地的相間區域，是牧業和農業的交錯之處。古河州在秦漢之前，為氐羌民族的故鄉。秦漢以後成為秦漢王朝抵禦匈奴的前沿地區。中央政權為了防邊拓邊的需要，大量漢人被征遷于其中。南北朝時期，原居遼東一帶的鮮卑族大量内徙，他們在這裡建立過西秦政權、吐谷渾政權。唐代中後期至宋代，吐蕃王朝及其後裔在這裡維持了五六百年的統治。元代以後，回族、撒拉族、東鄉族、保安族陸續進入此地，這個地區成為中國最早形成，且持續時間最長的多民族雜居區，漢族文化、羌族文化、匈奴文化、鮮卑族文化、吐蕃文化、藏族文化、土族文化、蒙古文化、回族文化、撒拉族文化、東鄉族文化、保安族文化等，多民族文化在這裡交相輝映，形成并發展了這種具有多民族文化色彩的，内容、曲調都極其豐富的，具有獨特的高原風格和濃郁的鄉土氣息的民歌——“河州花兒”。

　　河州人走到那裡，就把“花兒”帶到那裡。“河州花兒”以極其優美、婉轉、蒼涼，并略帶憂傷的樂音沿着河流、山路、古道傳向四方。

　　“河州花兒”傳播的文化線路，一為水道、一為陸道。水道，主要為黃河，從青海貴德到甯夏青銅峽，“河州花兒”随着筏子客和其他出門人的腳步，伴着流水，貫穿了甘青甯大地。陸道主要有三條∶一條是絲綢之路，向西延伸，随着遷者的口耳傳播，直抵新疆，甚至越過天山，進入吉爾吉斯。一條是唐蕃古道，主要是随着腳戶的步伐，一路前行，直抵西藏，另一條是茶馬古道，也主要是腳戶，他們下四川，走雲南，帶貴州，花兒聲聲，飄揚于雲貴高原。

　　二、河州花兒的稱謂

　　“河州花兒”的稱謂，有一個文化的變化過程。

　　舊時代，因為它是情歌，隻能在野外唱，山間唱，路上唱，所以被稱作“大山歌”、“野曲”。但它的更原始的名稱是“阿哥的肉”，來自“花兒”的襯句。“阿哥的肉”是男人指所愛的女人。為求文雅，人們便以比喻女人的美詞“花兒”作了這種山歌的名稱。張亞雄對此有一個經典說法;“花兒”多言情，以“花兒”比所愛的女人，遂以花兒名歌曲。由于這種山歌産生于古河州，所唱的曲調稱作“河州令”，人們便習慣地稱作“河州花兒”，并且一直沿襲下來，流傳至今。

　　上世紀 80 年代初，有學者提出一個新的“花兒”名稱“河湟花兒”，建議用這個新名稱替代“河州花兒”的傳統名稱。這個意見提出伊始，即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和反對。這些同志認為;

　　(一)“河州花兒”的名稱由來已久，經過漫長的曆史階段，它既肯定了花兒産生的地區和淵源，又真實地反映了花兒的發展曆史，影響深遠。

　　(二)民歌的名稱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的傳唱中，按自己的意願共同創造的，是屬于勞動人民的，是他們的習慣性叫法，他們喜歡怎樣叫，就該怎樣叫，不應随意去篡改，否則，就違背民意。

　　(三)混淆了源與流的關系，抹殺了花兒形成發展的自然環境和曆史文化，還是不改為好。雖然有這些不同意見，但由于這個名稱是專家教授提出來的，“權威效應”發揮作用，在社會上産生了重要影響。特别是一些國家級期刊和圖書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和音樂卷，在介紹花兒詞條中采用了“河湟花兒”的名稱之後，國内外的一些報刊雜志在介紹“河州花兒”的時候，開始采用“河湟花兒”之名。

　　這樣，贊成花兒改名的人采用“河湟花兒”這個新名稱∶反對改名的人仍使用“河州花兒”的傳統之名。由此，在新聞媒體、大學課堂和有關民歌著作中表現出“花兒”稱謂的混亂局面。

　　隻要我們認真、深入了解和分析“花兒”形成的自然地理環境、曆史文化傳統和漫長的流傳實際，就容易得出這樣一個客觀結論∶“河州花兒”這個傳統的，固有的稱謂，不可以被“河湟花兒”杜撰的名稱所替代。

　　一種事物的概念是由其本質屬性決定的，其稱謂既要反映出它的表象，又反映出它的實質。

　　“河州花兒”的曆史稱謂，具有它特定的文化含義。

　　首先，它代表着這種民歌形成的地理、人文、語言環境特征。“河州花兒”長期流行于黃河上遊的洮水、漓水(大夏河)、夏水(廣通河)、湟水、浩門水(大通河)流域的廣大地區。秦漢以來，土著民族與遷徙民族在這裡相間而居，各民族文化在這裡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這種具有高原風格的民歌，有着深厚的多民族文化特征。

　　其次，它代表着這種民歌的文學特征。“河州花兒”與其他任何民歌的最大區别和顯著特點是一三句單字結尾、二四句雙字結尾的特殊句式，這是這朵奇葩的“奇”之所在。形成這種獨特句式的根本原因是由演唱花兒的賓語在前、主謂語在後的特殊倒裝語序的河州話決定的。

　　再次，河州話特殊的逗頓節奏、皺折起伏的音韻調和鑲嵌其中的“們、哈、了、吧”等語助虛詞，作“河州花兒”的襯詞、襯句，形成“河州花兒”特有的音樂特征。

　　再再次，“河州花兒”的衆多曲令是由《河州令》的基礎曲調繁衍發展而來的，這也是稱之為“河州花兒”的一個重要原因。最後，“河州花兒”是曆史上的固有名稱，已經成為這種山歌的文化标志，具有廣泛的群衆基礎，這是堅守該名稱的要義所在。

　　“河湟花兒”之名，并不具備“河州花兒”之名那樣的文化标志性意義。

　　第一，“河湟”是一個邊緣化的名稱，是一個約指的地理概念，大緻為湟中、西甯一帶。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年)，漢大将軍趙充國平定羌人叛亂，實行罷兵屯田的“河湟漕谷”，其範圍在臨羌(今青海湟中通海鄉)至湟峽(今西甯以東的大峽、小峽)一帶。唐代“河湟地”泛指吐蕃占領區，包括甘肅河西一帶至青海西海(今青海湖)以南廣大地區。唐代邊塞詩中的“河湟”即指吐蕃轄地。清代“河湟”則指西甯。清代學者龔景瀚編《循化志》引《文獻通考》文曰∶“河湟入東壁三度，按河水之北，湟水之南，謂之河湟地。今西甯所屬是也。循化，河州俱在河南，非河湟也。”顯然，從地理概念上，'河湟花兒'之名确不能代表花兒之實。

　　第二，湟水流域系為黃河上遊五個支流流域的其中之一，以“河湟花兒”之名替代“河州花兒”之名，以小蓋大，有失偏頗。

　　第三，花兒所蘊涵的文化意義和文學音樂格律來說，“河湟花兒”之名無法代替“河州花兒”之名。

　　第四，“花兒”從音樂上來說，是諸《河州令》的繁衍和發展，世上無所謂“河湟令”，故“河湟花兒”之名顯系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第五，“河州花兒”之名沿襲已久，“河湟花兒”之名起于上世紀 80年代，新不掩舊。鑒此，“河湟花兒”無法也不可能代替“河州花兒”傳統稱謂。“河湟花兒”之名不是不可用，但它僅指西甯一帶的“河州花兒”(西甯地區的花兒句式用“河州花兒”，其曲調有所不同)。

　　一種民歌的稱謂，如同一個人的名字一樣，它是一個人區别于另外一個人的特定符号。新生兒出生以後，得有一個自己的新名字;但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不但已有自己的名字，而且用了七八十年，現在有人又給他起一個新的名字，自己不習慣，别人也不習慣。“河湟花兒”之名就是給“河州花兒”這個古老民歌所起的新名字，不但别扭，也無道理。有一個外國朋友問我，“河州花兒”同“河湟花兒”是不是兩種民歌呀?我回答是同一種民歌，他便說，既然是一種民歌，為什麼要用兩個名稱。“花兒”的名字現在過于泛濫，這非常不利于“河州花兒”原生态的保護、傳承和發展。一個人叫十個名字，或十個人叫一個名字，這個人就可能找不到了。現在“河州花兒”的情況亦是如此。“河州花兒”現在被冠以各種名稱，有以地方稱呼的，也有族名稱呼的，有許多名稱，而一些不是“河州花兒”的小調和其他民歌，也稱之為“河州花兒”。我擔心“河州花兒”這個大西北之魂，祖國百花園中的奇葩，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可能會消失在泛濫的稱謂之中。

　　三、河州花兒的分類

　　曆史上，“河州花兒”根據流行地域，分作南鄉派(包括今和政、康樂、廣河、臨洮)、東鄉派(今東鄉族自治縣)、北鄉派(今永靖、民和)、西鄉派(臨夏、積石山、俗稱小西鄉;循化、化隆、同仁、貴德、大通等，俗稱大西鄉。)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未，甘青甯分省後，才開始出現甘肅花兒、青海花兒、甯夏花兒的提法。解放後，又出現了回族花兒、漢族花兒，撒拉族花兒、保安族花兒、東鄉族花兒、土族花兒、裕固族花兒、藏族花兒的提法。

　　上述所謂“什麼什麼花兒”，好像花兒有很多的種類，但實際上就是一種，即一三句單字結尾，二四句雙字結尾的“河州花兒”這一類型。以地方命名的“××花兒'”，即是某某地方流行的“河州花兒';以民族命名的“××花兒”，即是某某民族中流行的“河州花兒”而已。難以體現“河州花兒”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演唱中産生的特點。隻有具體的“河州花兒”曲令才能本質反映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演唱“河州花兒”發生的新變化。音樂無國界，更無省界和縣界。“河州花兒”是歌唱的藝術，它不是以地方或民族的物化形式向外輸送，而是以音樂，或者說以曲令的形式向外傳播。根據“河州花兒”流行和傳播的這一特點，“河州花兒”應該有新的分類方法。我認為以不同的曲令名稱來區别其不同的類型，是比較好的分類方法。

　　“河州花兒”往往十唱九不同，它在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學習、傳唱過程中，往往以不同地方方言和民族方言的虛詞作花兒的襯詞、襯句，在“河州花兒”基本格式不變的情況下，表現出不同的特色和風格，甚至形成新的“河州花兒”曲令。“河州花兒”中的地名令，如南鄉令、北鄉令、西鄉令、拉蔔楞令、平涼令、會甯令、馬營令、西甯令、東峽令、吳屯令、同心令、焉耆令;民族令如東鄉令、保安令、撒拉令、土族令、裕固令，基本上是河州令的變體。

　　這些曲令都不同程度地體現着不同地區、不同民族演唱“河州花兒”的不同風格和特點，即在曲令之名上冠以地名和族名即可清楚識别。

　　實際上，中國民歌大典《中國民歌集成》甘肅、青海、甯夏、新疆、陝西各卷，以及陳元龍策劃、王沛主編的《中國花兒曲令全集》，馬少青主編、郭正清編著的《河州花兒》等著作，對編入的“河州花兒”都以地名令、族名令、花名令、人名令、襯名令、曲名令、職名令相分類。實踐證明，這是一種科學的分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