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胡廷珍是中國共産黨甘肅早期傑出領導人之一，也是臨夏籍的第一位共産黨員。1924年由李大钊介紹加入共産黨，并在其領導下積極投身學生運動。1926年胡廷珍受黨委派南下廣州，進入黃埔軍校任政治教官，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繼續為黨工作。北伐開始後，因形勢需要，胡廷珍被黨派往西安馮玉祥國民軍總政治部工作，協助中共北方區領導人劉伯堅做馮玉祥西北軍的政治工作，配合國民革命軍的北伐。1927年3月，胡廷珍等共産黨員恢複了中共甘肅特别支部，胡廷珍任特支書記。同年，在臨夏建立了中共導河特别支部，培養和發展了楊松軒、牙含章等一批共産黨員。

　　胡廷珍的革命生涯雖然短暫，卻充滿了傳奇色彩，他的人生經曆跌宕起伏，充滿危險和困頓。在那個陰霾籠罩、魔鬼橫行的年代，作為一個有着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的共産黨人，胡廷珍樂觀豁達、無所畏懼，他機智勇敢、冷靜沉着，無數次地化解了各種危機，積極為黨工作，忠實地履行着一個共産黨員的職責，喚起民衆，開展各種革命活動，開拓西北地區革命運動的新局面，使甘肅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蓬勃發展，黨的組織在革命鬥争實踐中不斷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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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廷珍(1902—1933年)，字玉芝，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農曆二月出生于導河縣一個思想開明、經濟殷實的商人家庭。7歲入私塾受教，家聘良師專授書法、國畫，練就了一筆剛勁挺拔的北魏字體。讀了三年私塾後，已有堅實國學基礎的胡廷珍考進了導河縣最高學府鳳林學堂，接觸到大量新學知識。

　　民國8年(1919年)四月份，17歲的胡廷珍以優異的成績從鳳林學堂畢業，考入甘肅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現為蘭州大學)。這一年的5月4日，北京發生了著名的“五四運動”。胡廷珍通過閱讀在京甘肅籍青年寄來的進步書刊，第一次接觸到先進的革命思想。當時這些革命書籍和馬克思理論在進步學生中間偷偷流傳，胡廷珍如饑似渴地吸收先進理論，了解學潮進展，發動學生支援。

　　1920年3月，因校方貪污教育經費、無故停發助學金，引發了蘭州法政學潮。胡廷珍、趙文炳、蘇振甲等同學帶領學生罷課遊行，持續月餘，迫使校方恢複助學金。雖然事後校方以帶頭“鬧事”為由将胡廷珍和趙文炳開除學籍，但胡廷珍從這次學潮中錘煉了意志。

　　1921年秋天，蘭州法政學潮後，剛剛20歲出頭的胡廷珍，懷揣救國救民的理想，遠赴北平，考取了北平朝陽大學(現為中國人民大學)。

　　這一年春天，北京學界成立了“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李大钊教授領導八校教職員向反動軍閥政府進行了“索薪鬥争”，并在後期擔任聯席主席，負責主持每隔數天一次的會議，研究對策及籌劃一切。當時北京各大高校校園内，随着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志、李大钊創辦的《每周評論》等進步學刊的流行，民主與科學、新文化、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在大學生中廣泛傳播和滲透，大學生的思想日益活躍。他們成立了跨校的思想社、學習社、文學社等各種社團組織。胡廷珍很快成為這些社團中的積極分子，他把各校中的甘肅籍同學聯系在一起，組織活動，開展讨論。

　　當時李大钊工作十分繁忙，需要從八校中挑選一些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承擔一部分工作。由于胡廷珍思想活躍，革命熱情高，口才好，擅長演說鼓動，加之又有很強的組織才能，因此被李大钊看中，作了他的助手，幫李大钊抄稿子、校對資料、印刷刊物。胡廷珍從此聽從李大钊的安排，到北大沙灘紅樓去刻印蠟版，成了北大紅樓和李大钊家中的一名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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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是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同時還是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他是由孫中山先生親自批準以共産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的第一人，在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委。他長期在北方地區活動，是國共兩黨在北京的實際領導者。張作霖率奉系軍入關占領北京，建立所謂的安國政府，把始終堅持國民革命、在民衆中影響深遠的李大钊視作眼中釘。

　　胡廷珍遺物

　　1924年李大钊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在北京籌建國民黨北京市黨部。決定招攬精英人才，發展一批共産黨黨員，把革命的力量凝聚起來。一天下午，胡廷珍結束工作，準備從北大紅樓返回朝陽大學，李大钊叫住他，送給他兩本書，特别叮咛要好好看，别讓其他人發現。

　　胡廷珍拿到書，看到書用一張舊紙包着，書頁已經很舊。他整齊地放進書包，回到朝陽寄宿的地方，等同屋的人睡了，點着油燈，拿出李大钊送的書仔細學習。這兩本珍貴的書，書名叫《共産黨宣言》和《列甯主義革命理論基礎》。

　　胡廷珍在昏暗的燈光下，第一次閱讀了《共産黨宣言》中譯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動了他;他又一口氣閱讀了《列甯主義革命理論基礎》，這兩本書解開了他心裡的許多疑惑。這一晚，他無法入眠，自從他到李大钊教授身邊工作後，他了解了俄國革命，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他腦海中放出了光輝，蘇俄成了胡廷珍的指路明燈，深深在他心中紮下根來。

　　李大钊從廣州回來後，胡廷珍急着到李大钊辦公室，見裡面沒有其他人，談了閱讀兩本書的感想，鼓足勇氣說出了“我要加入共産黨”這句話。胡廷珍被自己那句話激動得全身顫抖。

　　其實，李大钊早就注意到胡廷珍讀書用功，學習成績優秀，并寫得一手好字、好文章，是北平朝陽大學學生中的佼佼者。在北京各高校舉辦的一場場演說，各種講堂、讀書會、研究會中，都能看到胡廷珍積極的身影，在校外馬克思研究會活動中，大家反映胡廷珍為人正派，工作勤奮。此時聽到胡廷珍要求加入共産黨組織，李大钊十分高興。他對胡廷珍說，我注意你很久了，你在北京高校，送書刊、送傳單、送消息，每次都圓滿完成任務，我來介紹你入黨。

　　1924年7月的一天晚上，胡廷珍在沙灘紅樓李大钊的工作屋内，經李大钊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中國共産黨在甘肅的早期黨員，并立下了“一不是為做官，二不是為發财，犧牲個人、嚴守秘密，努力革命，服從黨，永不叛黨，随時要為共産黨犧牲一切”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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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年暑假，胡廷珍到蘭州，聯絡蘭中、法政學校學生胡蘭谷、田志仁等60餘人，贈以進步書刊，宣講唯物史綱和國共合作的意義，後又介紹胡蘭谷、田志仁到廣州投考黃埔軍官學校，參加了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

　　1926年3月18日，首都各界人士5000餘人因不滿日本軍艦炮轟天津大沽口，在李大钊、陳喬年等人組織下舉行示威遊行。胡廷珍參加學生示威遊行活動，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演講，抨擊日本政府幹涉中國内政。當他們行進到北京新華門前時，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開槍，當場打死打傷和平請願的學生200多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槍聲響起的那一刻，胡廷珍正高舉标語、帶領着甘肅籍學生李闵學、張雅韶、馬元鳳等走在請願隊伍前列，李闵學當場死亡。面對鐵雨血花，胡廷珍不顧個人安危，掩護同學，搶救傷員，指揮疏散。事後胡廷珍努力做好善後，四處奔波。

　　“三·一八”慘案中，李大钊、陳喬年也受了傷。慘案發生當天，段祺瑞政府用嫁禍卸責的手法，反誣李大钊、徐謙等人“假借共産學說，嘯娶群衆，屢肇事端”，通電謂本日慘案乃徐謙等鼓動所緻，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朱家骅、蔣夢麟、魯迅等幾十人也上了黑名單。

　　兩天後，中共中央發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衆書》，揭露段祺瑞政府屠殺民衆的罪行，号召全國商學工農兵各界聯合起來，不分黨派，一緻奮鬥，發動反帝運動，以雪最後通牒之恥。

　　3月23日，北京各校紛紛罷課。胡廷珍按照黨的指示，組織甘肅籍的同學在宣武門外南橫街吳公祠，為死難烈士李闵學等人舉行追悼會。胡廷珍忙前跑後，布置靈堂，親自書寫了“韶華年慘遭毒手，民國奇辱、英雄不暝目;白發人痛失愛子，我心傷悲、同志會報仇”的挽聯。甘肅旅京同鄉會、今是學校、彙文學校、朝陽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共數百人，手持白花參加了死難烈士追悼大會。胡廷珍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檄文：“今天我們悲痛地向殉難的李闵學等烈士告别，我想告訴大家，三月十八日，我們許多同學都流了血，勇敢的李君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生命。三月十八日，我們許多人參加了遊行，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和反動的段祺瑞軍閥政權以及那些走狗軍警，用排槍，用刺刀，用大刀，用最殘酷、最野蠻的手段射擊砍殺了手無寸鐵的學生和群衆。反動的段祺瑞政府殘暴兇狠的行為，世所罕見。這不僅僅是民衆運動的大劫難，并且是人道的大劫難，然而在血的事實面前，忍心害理的段祺瑞政府，至今還安然地在那兒獰目而視，無絲毫悔過之心!

　　在這裡，我們傷痛，謹對于李君等犧牲的同學，以及他們的父母學友，獻我們無限的哀思。在這裡，我們憤慨。但是我們相信，殺人者終有服法之一日!我們相信，凡從事民衆運動的人，将因君等之犧牲，得着些銘心刻骨的教訓。

　　我們要記住李大钊先生的話：‘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的壓迫，隻有日益增加，故中國民族之革命運動，亦隻有從之而日益強烈……到處都有中國民衆被屠殺于他們所謂秩序之下的血迹，即到處都有中國民衆反抗列強的鬥争。因為對于壓迫的回答，隻有反抗，對于鎮壓我們的秩序的酬應，隻有我們反抗他們秩序的騷亂，這便是革命……’

　　胡廷珍聲淚俱下，痛斥反動派的罪行，鼓勵大家誓死血戰到底!追悼會上一片哭聲，有的愛國青年，當場咬破手指，扯下衣襟，用鮮血寫下自己的誓言。追悼會後，他們将李闵學等烈士公葬于北京圓明園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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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北京城内到處貼滿了“宣傳赤化，主張共産，不分首從，一律死刑”的告示。張作霖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及報館等，大肆查禁進步書刊，搜捕進步人士。《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等被捕槍殺。為了安全，徐謙等人避進蘇聯大使館。李大钊也在奉軍入關前率全家躲入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的舊軍營内，同時還将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機關也一同撤了進去，繼續進行反對軍閥的革命鬥争。

　　為了國共兩黨領導機關與外界聯絡保持暢通，李大钊确定楊景山、胡廷珍等人擔任聯絡任務。胡廷珍白天在蘇聯使館工作，晚上回校。李大钊的許多指示，通過他從蘇聯大使館帶出來，送到中共北方區委黨組織手中，他又将外面的消息帶進使館。據當時住在朝陽大學附近，在“宏達學院”補習功課的胡廷珍的戰友田志仁回憶：自奉軍入關進駐北京之後，鬥争更加艱苦，胡廷珍像李大钊同志的“左膀右臂”，徹夜研究鬥争策略，在關鍵時刻，為避免敵人的跟蹤，他們轉移到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從事活動。胡廷珍珍同志工作很忙，每晚都回來的很晚。當晚上回到住處時(指胡廷珍)，總是在12時左右，但他仍然堅持工作，檢查當天任務完成情況，并布置第二天工作。不論回來多晚，每晚必寫一篇大字而後再睡，他有空便給我們滔滔不絕地講形勢，講革命道理，講中國前途，講國民黨和共産黨的異同。記得他說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救國救民的好主張，可有誰的土地願意平均給窮人，資本家有誰願意節制資本?他說：我們家的地很多，你讓我父親把他拿出來給窮人他願意嗎?這比要他的命還難。因此必須和地主資本家鬥争，必須提高工友農友的覺悟，學蘇聯搞革命才行。他的話使我頓開茅塞，使我萌動了想參加共産黨的念頭，并向胡廷珍提出要求。胡廷珍十分高興，并和另一個黨員表示願意介紹我入黨。一天我按他說的找到了一間小屋，那裡坐着三個人。他們問清我的名字和一般情況後，問我為什麼要加入共産黨。我說我家很窮，在學校看了不少小說，羨慕那些行俠仗義的好漢，也想作一個打富濟貧的人。我又說我聽了胡廷珍同志講的革命道理，認為共産黨是打富濟貧的，所以想參加共産黨。前後大約不到十五分鐘，我便成了一名正式的共産黨員。不久，我聽說胡蘭谷也參加了共産黨。我們一入黨就開始為黨工作，上大學的事便被丢在腦後了。我們黨小組共有四、五人，小組長是胡廷珍同志，我的一切都聽從他的安排。我以後才知道他就在李大钊同志的身邊工作。

　　胡廷珍有時裝成郵遞員，有時裝成菜農。可是蘇聯大使館周圍早已布滿了特務，胡廷珍進出次數一多，立刻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起初張作霖一直不曉得李大钊藏在哪兒，後來京師警察廳抓住了時任共産黨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的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學生，1923年加入共産黨，李大钊躲入蘇聯大使館後，他主要負責李大钊與外界的聯絡。李渤海被捕以後很快就叛變了，供出了李大钊，還将舊軍營内的情況和盤托出。

　　5月的一天，胡廷珍将組織的一封信送到蘇聯大使館後，李大钊神色凝重地說：你們的活動已被注意，應該當心一點。胡廷珍聽後覺得很詫異，李大钊告訴說：形勢日漸緊張，外面刮起了大風，這股風不但刮進了北大，也刮進了朝陽，我們中間有人被刮走了，各校同學中的一些黨員被反動特務盯上了。

　　過了一段時間，北京城風聲更緊，到處都在通緝，胡廷珍的名字也上了通緝名單，因此北方區委決定胡廷珍和其他遭通緝的同學隐姓埋名，馬上離開北京，到廣州國民政府和黃埔軍校工作。

　　當時情況十分危險，不少交通員被捕慘遭殺害。黨組織怕消息走漏，危及到胡廷珍等同志的性命，決定叫他立即出發。李大钊交給胡廷珍四十元路費，交待胡廷珍到了廣州，直接去黃埔軍校，找教務主任周恩來。他的情況黨組織已經向廣州方面作了說明，并且告訴胡廷珍，黨組織在每條鐵路上派了一個密查員，告訴他密查員的暗号等情況。

　　胡廷珍在密查員的協助下，順利進入廣州，到了黃埔軍校。廣州是革命的大學校，是推翻舊政權的搖籃，不需要胡廷珍隐姓埋名。他從行李中拿出真實證件，到黃埔軍校本部辦了必要的入校手續，然後按北方區委的指示，獨自到校部二樓，直接到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跟前報到。

　　當時中央秘密發出了第22号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迅速多送”共産黨員、共青團員和國民黨左派到黃埔軍校報考，選派一批共産黨人和優秀分子到黃埔就學或任教。黃埔軍校黨組織也接到了北方區委的秘密電報，北京朝陽大學有好幾個共産黨員，胡廷珍是教官，還有一個學生叫胡秉铎，考取了黃埔第2期第一名。周恩來了解到胡廷珍在“三·一八”運動中表現得十分勇敢、堅韌不拔，事後為死難者舉行追悼會、出入蘇聯使館，為黨做了很多工作，當即就把胡廷珍留在身邊。胡廷珍以雙重身份兩面任職，一邊在廣州國民政府内工作，一邊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教官，就在周恩來手下工作。當時共産黨支部還沒有完全公開，胡廷珍的任務是在學生中培養先進分子，協助建立黨組織。

　　在黃埔期間，每星期天吃過早飯，學校師生坐船到廣州，胡廷珍等共産黨員都到農民講習所，聽黨的領導人、廣州國民政府工人部部長鄧中夏同志作政治形勢報告。胡廷珍數次見到主持農民講習所活動的毛澤東同志，他穿一身藍色長袍，經常在院子裡散步。胡廷珍在這裡買到蘇聯共産黨領導人之一的布哈林著的《共産主義ABC》等有關共産主義的書，數次聽到毛澤東、鄧中夏同志的報告。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集合在廣州東校場，舉行“北伐誓師大會”，胡廷珍等教官同軍校全體入伍生列隊參加了大會。

　　1926年9月，以推翻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為目的的北伐戰争全面打響。滿懷壯志的胡廷珍同黃埔軍校師生一起誓師後奔赴前線，他在北伐軍總政治部擔任宣傳股長。這時，北方馮玉祥五原誓師，宣布參加北伐。為強化國民聯軍的政治工作，中央黨部将鄧希賢等20多名共産黨員從莫斯科調回國内，同時從北伐軍中調了一批共産黨員北上。當時鄧希賢在馮玉祥駐西安的中山軍事學校擔任政治處長，胡廷珍在國民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伯堅領導下工作，任宣傳股長。